冷战持续了整整两周。
十四天，三百多个小时，时间在沉默的对峙中被拉长、稀释，每一分每一秒都浸透着冰冷的隔膜。
教室、走廊、办公室，这些曾经充满隐秘期待的空间，如今变成了需要小心规避的雷区。
我与杨俞，像两颗运转在既定轨道却彼此排斥的星球，保持着最远距离的、冰冷的公转。
课代表的工作已成机械的流程。
每日清晨，我将收齐的作业整整齐齐码放在办公室门外的塑料筐里，不早不晚，恰好在她通常到校前五分钟。
下午，再从同一个筐里取回批改好的作业，分发下去。
我们之间唯一的“交流”，是作业本上她朱红色的笔迹，和我偶尔在错题旁用蓝色钢笔写下的、极简短的疑问或订正。
字迹工整，界限分明，像两份互不干涉的官方文件。
武大征是最先受不了这诡异气氛的人。
好几次，他想插科打诨缓和，比如在我放下作业时故意大声说：“辰哥，杨老师刚才还问你上次作文的修改意见呢！”或者在杨俞经过时，挤眉弄眼地示意我“说句话啊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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