管事打量他片刻，冷笑一声，从架上抽出一卷泛黄的手札，摊开：“这是上月清谈会的记录，你既读过书，且说说此处论‘经权’一章，有何疏漏？”
沈府清客素有辩难之风，手札中那段议论洋洋洒洒，引经据典，几无破绽。
管事问这话，本是为难。
裴钰垂眸，一目十行阅毕，稍顿，开口道：
“论者以‘权’为‘经’之变，固是常解。然《春秋》记祭仲废君，公羊以为‘行权’，乃因社稷为重。此处所论，只言‘权变’之利，不言‘权变’之限，是谓知其一不知其二。权非不可行，然必出于公、济于危、合于义，方可称‘权’。若以权为径，纵欲而行，则权术也，非权道也。”
他声音不高，语气也淡，如说寻常话。
满室寂静。
管事愣在当场，半晌说不出话。
那卷手札，是前些日子府中一位颇负盛名的清客所撰，连沈老爷都称善。
眼前这个来历不明的年轻人，竟三言两语，直指其核心疏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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